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善書寶卷數位典藏計畫

《桓侯牖民真經》一部，覺聵震聾，發人猛醒，板藏西蜀，東粵未有，擬付錡劂，以廣厥傳，兼祈母壽，盍為序其由。』余敬而韙之。夫刻真經，善與人同也；祈母壽，孝思不匱也。張君非豐於財，慕善若此，加人一等矣。……是舉也，善雖小，桓侯默鑒微忱，必當有如願相償，如斯響應者，張君勉乎哉？」彭樹森作序時，正好至廣州出差，故於序末曰「誌於羊城旅次」。讀他的序可以發現，《牖民真經》藏板於四川，大概說明了該經的起源地。不過，張梯元在廣州刊刻的版本，並非來自四川，而是來自北京。因為，經前按語說：「……因城中未得是經，特由京都傳來翻刻廣佈。如有印刷者，請到省城內學院前傳經堂承印，每本取回紙料裝釘工銀叁分，不取板資。」那麼，北京的版本所緣何來？據光緒八年余濤的序文：「高陽張君琴圃，欽佩斯經，與余同志。余因請其註釋，閱數月而成。紫陽張君南池，適在京都，請其校讐，而此書乃益定，由是付之剞劂，庶幾成完書焉。」對照後面的張鵬翥序（光緒二十一年侯倫恩敬書）可知，張琴圃即張善圃，而張南池即張鵬翥，他們分別參與了《牖民真經》的註釋和校對。此外，《牖民真經序解》標題下方的信士名錄，說得更清楚了：「山陰余濤、高陽張丕緒敬註，紫陽張鳳翥校對，嘉應曾載熙敬刊。」按張丕緒一名張琴圃，張鳳翥一名張南池。這也就告訴我們，在北京印行的《牖民真經》，出自二張一余之手，這個版本後來傳到了浙江嘉應，而張梯元在廣州所刻印的版本，即以浙江流通的版本為底本。至於《牖民真經經解》，因其版式與《序解》相同，且未署明註印者為誰，故推測仍是二張一余之作。自該經結構來看，除了啟誦前有「舉香讚」、「淨心真言」、「淨口真言」、「淨身真言」、「解穢神咒」外，還要持誦〈桓侯大帝寶誥〉，才正式進入經文，其後有「孚佑帝君頌」。從內容來看，經文旨在陳述桓侯與關聖對下民遭逢水火瘟疫種種劫數的傷感和因應，言及桓侯投生六次（一世為龍逢，二世為比干，三世為蘇武，四世為張飛，五世為張巡，六世為岳飛），後來勅封雷闕至尊，掌攝瘟火雷雨，並勉下民朝斗敬灶、愛惜五穀，士農工商各守其份，同時廣行功德、造福鄉里云，所述一如《感應篇》、《陰騭文》，文字簡短且語意淺顯。